发生不良贷款是绝对的，不发生不良贷款是相对的。我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经济体系中的风险往往集中到银行体系中。由于资产错配、经济周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银行不良贷款是一种客观存在，其规模会在不同时期存在波动，在某个时期会下降、在某个时期又会上升。
（一）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竞争的失败者制造不良贷款
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面对市场经济中的诸多风险，人们在投资决策时往往难以完全、准确识别和把握，最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产生不良资产。例如，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外向型企业，由于对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估计不足，而订单往往以美元计价，容易出现汇兑损失；还由于海外市场的变化如欧美市场订单转向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等的影响，会因此面临订单减少或枯竭的局面，因此会压缩生产或关门，原有投入难以获得正常回报，来自银行的贷款难以正常偿还，不良贷款因此而大量产生。又比如，在本轮宏观调控下，企业一方面面临利率不断高涨，融资成本大幅增加；另一方面面临资金流动性紧张。不少中小企业在成本挤压和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双重压力下，很容易出现正常生产难以为继、被迫压缩生产甚至歇业的情况。这样也会滋生不良贷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市场经济存在周期性，周期波动造成资源错配，产生不良贷款
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总是存在“衰退-复苏-繁荣-危机”的周期性过程，这是一种客观规律。自凯恩斯理论出现以来，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但实践证明，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可以延缓或部分化解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却很难消除；甚至有可能在加入政府之手后，经济危机或衰退一旦发生，其危害和影响会更大更久。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印证这一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和手段；但是迄今为止，危机的后续影响还在衍化，世界经济何时走出危机阴影，尚未可知。已有预言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是2.0版的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我国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投放了大量货币和银行信贷，造成了大幅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随着宏观调控的持续和不断加码，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反弹的预期日趋强烈。
（三）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导致资源低效或无效配置，产生不良贷款
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规范市场运行，还通过财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行政管制等方式调节经济运行，弥补和修正市场失灵，整体上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也会由于信息不完全、政策及操作失当等原因导致政府失灵，妨碍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我国是行政主导型社会，政府控制了主要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资源等，通过国有银行、国有企业控制了大部分经济金融资源，还通过行政管制和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等干预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从理论上讲，政府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和方法配置资源，都存在委托代理问题，都是拿别人的钱（国家公共资源）来办别人的事（公共利益），往往既不讲成本，也不讲效率；甚至还会拿别人的钱（国家公共资源）来办自己的事，为利益集团牟利，那就更不计成本，只讲自己的效率。在对政府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政府配置资源时的委托代理问题会更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全局意识不强，从本位出发，在发挥政府有效引导市场方面做得不够，在政府失灵方面会更为严重。
我国政府主导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长期坚持低汇率、低成本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长期坚持以大量投资和大量货币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这种国家主导型战略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效应，主要以外需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人们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社会消费需求滞后。目前，这种以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高投入、低产出，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和经济结构大调整意味着原有资源配置需要战略性调整，换句话说，就是原有资源配置属于战略性错配，将由新的配置方式来替代。这种经济战略性调整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产生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也会导致大量亏损企业、濒临破产、倒闭企业的出现，这是一种难以回避的趋势。
政府通过年度或者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等相关政策来配置国有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市场往往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市场机制容易被扭曲，容易造成资源配置失效。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虽然美国处于危机的漩涡之中，中国处于危机边缘地带；但是，中国投入应对危机的资金量和政策的力度与美国相比，过之而无不及，有点类似“美国得病，中国吃药”。虽然在短期内促使经济暂时性复苏，但是代价也不小；不仅错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而且强化了原有已经失衡的经济结构；房价飙升、高通货膨胀等不良后果，深刻地改变了社会财富和利益分配结构；其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估计3-5年甚至更长时间都难以消化；其所带来的资产错配将会导致不良资产大量滋生，这已经在地方平台融资和高铁建设贷款的潜在风险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四）不良贷款由专业化机构集中处置更有效率
面对我国极可能大量增长的不良资产、风险机构和不良的项目，如果单纯依靠原有机制，解决效果可能不佳。经济体系中总有不少企业从正常经营状态转变为亏损，甚至破产倒闭，其相应的银行贷款就会从正常转变为不良，甚至不断恶化，从关注类降为次级类，从次级类迁移为可疑类，最后甚至沦为损失类。由于处置手段有限，银行缺少有效的办法和手段来遏制信贷资产质量的下降，只能被动清收；即便存在不少不良贷款常年积存，银行也基本束手无策，最后只能核销。这样，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风险纠结总也无法解开，风险难以及时化解，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柿子烂在手中还不如尽早甩出去。如果银行及早将有质量恶化风险的不良贷款转让给资产公司这样的专业机构，对银行来说，尽早清收了不良贷款，还能卖个较高的转让价格，减少了损失；资产公司可以对债务企业采取债务重组、投资等投行手段，帮助它们改善经营，盘活资产，使债务企业重新获得健康发展的机会，尽量避免恶化的可能。这样不仅及早解开了银行和债务企业之间的风险纠结，活化了社会资源，也会极大地提高和促进各方的利益，有利于资源的整体效率的提高。
又比如，经济体系中存在不少长期亏损、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还有不少类似“烂尾楼”之类的不良项目。这类资产并非无价值资产，而是在使用和配置上出了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清理处置，本可有效利用的资产会逐渐闲废，进而恶化经济环境。如果由资产公司这样的专业机构介入清理重组，情形将彻底改善或改观。
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隐患最怕累积，也最怕遭遇“屋漏偏逢连阴雨”。在经济处于常态时，这些不良资产、风险机构或不良项目的规模和数量相对较小，不容易引起重视；但是不及时清理处置，长期会积聚或酿成较大的风险，小病不治酿成大病，得不偿失。在经济处于危机、高风险或衰退等非常态时，这些不良资产、风险机构或不良项目的规模和数量会大量增加，如果处置不及时，就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导致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因此，通过资产公司这样的专业性机构，在经济处于常态时，充当“清洁工”或“保健医生”，及时清理处置经济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风险机构或不良项目，就会大大降低积聚成系统性风险的机会；当经济金融体系爆发危机时，充当“救火队”，及时化解系统性风险，就能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也能更快地促进经济金融体系的恢复。
1999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尽快剥离国有银行体系中的巨额不良贷款，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借鉴国外“好银行+坏银行”模式，国家先后成立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等四家资产公司，作为“坏银行”承接并处置从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巨额不良贷款，使剥离银行转变恢复为“好银行”。经过十多年来的努力，资产管理公司圆满完成了国家赋予的政策性任务，保全了国有资产，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在不良资产经营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专业优势。
（一）银行体系的“救火队”和“清洁工”
资产公司接受和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成立后第一批接收国有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贷款14000多亿元，采取行政剥离方式，目的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及时化解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通过不良贷款的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极大改善，银行体系的巨大风险得到有效化解。在这次国家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危情时刻，资产公司扮演了“救火队”的角色。对政策性剥离的不良资产，资产公司积极探索多种资产处置方式，实现资产回收价值最大化，保全国有金融资产。截至2006年底，四家资产公司累计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1.21万亿元，累计回收现金2110亿元，较国家核定目标超收286亿元，按时完成财政部下达的目标责任制任务，基本实现了处置成本最小化和回收价值的最大化。第二阶段是在国有银行改制上市前，资产公司按准市场方式收购了来自建行、中行、工行的可疑类不良贷款8000多亿元，接受委托处置损失类不良贷款4500多亿元，为国有银行改制上市提供了条件。至此，银行体系的巨大风险才算彻底化解。第三阶段是近几年来资产公司先后通过市场化方式，收购、处置来自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银行类机构的不良贷款，每年成交在一百多亿元或数百亿元不等，继续承担着金融体系“垃圾清洁工”的职能，帮助银行体系及时处置坏账，清理金融“垃圾”、日常维护金融体系的机体健康。
（二）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救助的“保健医生”
资产公司成立初期，根据国家政策，通过债转股、债务重组等投行手段技术帮助国有企业改制脱困，使得一大批国有企业减轻了债务负担，转换了经营机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良好的经营效益；有力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此外，还积极接受有关部门的委托或通过市场化方式参与托管、清算或重组了总计数十家风险金融机构及其它风险机构，范围覆盖了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以及其他风险机构。比如东方资产公司就先后托管了闽发证券、庆泰信托、中国科技信托、泛亚信托等风险机构，清理关闭港澳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参与闽发证券、广州科技信托等的重组。通过对风险机构的托管、清理和重组，及时消除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点，有效防止风险衍生和恶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帮助风险机构恢复运营，维护了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产公司发挥了“保健医生”的作用，对风险机构进行施诊手术，达到祛病强身的目标。
（三）具有多种金融业务的风险救助能力
资产公司从不良资产管理业务出发，不同程度地涉足了与不良资产业务较强关联或具有协同效应的其他金融业务，如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并构建了相应工具性平台。资产公司利用自身在不良资产管理和风险机构托管重组中获得的专业能力和技术，帮助这些平台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内控制度和风险防控制度，积极拓展市场和业务，取得了不低于或优于其同业的业绩，已经在这些业务领域积累了一定的专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多元化业务的整合、协同，资产公司积累了多种金融业务的运作经验，初步形成了作为不良资产管理专业机构和多种金融业务的风险救助能力。
国外的教训也表明，政府缺少金融风险治理工具时，往往左支右拙。美国RTC解散后，由于没有专业化的风险处置机构，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只能靠政府出马来处置金融风险。美国的这种教训需要吸取。正如不能因为暂时没有火灾，就解散了救火队；屋子垃圾不多，就辞退了清洁工；人暂时没有大病就不要保健医生一样；不能因为银行不良率出现阶段性的低位，经济金融风险没有大规模显现，就忽视经济金融体系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金融风险的广泛性对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化处置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都有很强的专业性。资产管理公司为驾驭风险，必须主动熟悉相关行业的经营，拥有相关专业人才。为了提高资产管理公司风险处置能力，需要吸取国外经验教训，同时又要顺应中国金融潮流。资产管理公司既要立足不良资产主业不动摇，同时又要在综合服务中熟悉业务，锻炼队伍。
银行不良资产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绝大多数国家的银行业遇到过严重的不良资产问题。美国、日本、瑞典等国家，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都设立过类似金融资产公司的机构来集中处置银行不良贷款，化解金融风险。纵观国外金融资产公司20 多年的发展历史，就发展走向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以美国RTC 为代表的清算解散模式，即由政府出资设立资产公司，在给定时期内，完成规定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后，清算解散。二是以瑞典Securum 为代表的转型为投资银行模式，即银行不良资产集中处置完毕后资产公司不解散，而是转型为商业性资产公司或投资银行。三是以韩国KAMCO为代表的转型为专业的资产公司，即在不良资产集中处置完毕后，继续承担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和其他市场化的资产管理业务，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通过这样的永久性机构，充分发挥其专业化优势，可以为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保留一个有效的途径。
要借鉴韩国、瑞典等的资产公司发展模式，需要继续让资产公司发挥其不良资产管理的功能，但不能简单地转型为单一的投资银行或专业的资产公司；需要发挥“中国智慧”，构建我国经济风险处置新模式。
由于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具有较强周期性，业务不稳定，特别是目前处于阶段性萎缩状态。如果仅仅依靠传统不良资产管理业务，资产公司难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利润，影响其持续经营和发展，使得资产公司难以更多地为国家分担政策性业务损失弥补的责任。因此，在不良资产管理业务之外，资产公司还需发展其他有市场需求的金融业务，实行综合服务。
目前，我国金融业综合服务的趋势日前明显，除原有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产融结合型金融控股集团实行全能化经营外，近年来，中石油、国家电网、华润等十数家央企深度涉足银行、保险、证券等多类金融领域，逐步打造全产业链金融板块。国有银行、中国平安等已经构建了全牌照金融服务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金融业综合服务方面还缺少经验，需要继续探索其有效的实现模式，特别是分业监管体制下综合服务协同效益的有效发挥方式和风险管理方式。资产公司适合承担我国综合服务模式探索的任务。一是容易取得经验。资产公司旗下平台涉及到多个金融业务领域，大体类同于国内外综合服务的金融集团的业务类别和业务组合，在经营中积累了一定能力和经验，具备探索综合服务的条件。同时，资产公司在长期的不良资产处置和各类风险机构托管重组中，积累了风险管理的专业能力，培育了一支复合型人才队伍，在开展综合服务中，容易获得经验。二是探索成本小。资产公司体量小，不像我国现有的大型银行、保险等集团那样，资产规模和资本规模都很大，客户和社会涉及面广；在探索过程中，即使稍有偏差，整改起来容易，负面影响小。资产公司开展综合服务与我国其他金融机构不同，前者是由于功能定位所必需，探索和积累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以便更好地担负起国家金融风险专业管理机构的任务；后者则是出于盈利目的。
综合以上分析，资产公司合适的功能定位就是既要发挥专业优势，坚持不良资产主业，同时需要依托不良资产业务，开展有关联性和协同性、有市场需求的其他金融业务，成为以不良资产业务为主，结合其他综合金融服务的现代金融企业，充当我国金融体系中不良资产管理专业机构。
资产公司在积极开展政策性业务的同时，在国家政策许可和有关部门支持下，积极探索商业化业务和市场化运营模式，推进商业化转型。200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对四家资产公司实施以“两率”（回收率、费用率）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不良资产处置经营责任制及处置回收任务，启动了资产公司商业化经营的序幕。
此后，国家日渐明确了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方向。200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了资产公司转型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业务有特色、运作规范化”的综合性非银行金融服务企业。2007年，资产公司改革发展工作小组成立，资产公司商业化改革转型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操作阶段。按照市场化、多元化和“一司一策”的原则，出台了资产公司整体改革方案。
2008年2月，“一行三会”联合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中再次明确“具备条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加快向有业务特色、运作规范的商业性金融企业转型”。
资产公司改革转型方案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得到认可。由于资产公司是按照账面值等价接收第一次政策性不良资产，在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目标任务后，尚有巨额政策性处置损失挂在资产公司账上，资产公司财务报表无法反映真实经营状况。此外，中行、建行、工行改制上市前第二次剥离给资产公司的可疑类不良贷款发生了大量包括计划内破产债权、司法部监狱企业贷款、天然林保护工程贷款等政策性减值因素，给资产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解决政策性损失问题并进行财务重组是转型的关键。2010年6月信达资产公司的改革转型方案获得了国务院批准。根据转型方案，信达复制工行、农行财务重组模式，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信达公司表内的政策性资产和负债剥离至“共管账户”，剩余政策性债权资产和剩余政策性债转股股权资产由信达买断；信达以其净资产出资，采取独家发起的方式，将信达公司整体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股份）”，信达股份设立后，适时通过增发等方式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然后择机上市。改制后的信达公司将继续以不良资产经营处置为主业，以资产管理为核心，开展有市场需求的金融服务业务，通过深化各项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增强市场竞争力，努力成为治理规范、管控有力、服务专业、文化先进、业绩一流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
信达完成改制后，其它三家资产公司将根据国家“一司一策”的方针，积极实施商业化转型，以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优势，促进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发展主要是换机制、换身份，不是去掉原有功能，相反是采取新的机制和模式来发展自身的功能优势，为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
一是巩固不良资产经营主业。资产公司在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各类风险金融机构以及实体企业托管、清算和重组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商业化转型和发展中，要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积极充当 “救火队、清洁工和保健医生”，发挥好经济金融体系的“安全网、稳定器”作用。需将不良资产的概念从银行不良资产扩展到其他金融机构或实体企业的不良资产；从批量不良资产扩展到单项不良资产；从不良资产延伸到风险机构或不良项目；银行不良资产业务从原来的可疑类、损失类进一步扩展到次级类，甚至关注类。在不良资产管理技术手段上，要广泛运用现代投行、投资的理念和技术来经营不良资产、风险机构和不良项目，大力开展增值运作，使不良资产业务既能发挥其化解和防范经济金融体系风险的作用，又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是建立商业化经营的体制机制。商业化经营中，资产公司需建立资本补充机制，除通过自身积累夯实资本实力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社会化融资渠道来补充资本，如争取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以及通过改制上市、引进战略投资及社会资本的途径增厚资本实力。需建立与综合服务以及新业务发展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制度。资产公司在不良资产经营处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和技术，需把这些经验和技术推广和运用到新的业务中去。还需建立与商业化运营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是积极探综合服务模式。资产公司虽然整体来看涉及的业务范围较广，但就单个资产公司来说，有些没有形成核心业务，各类业务和平台之间还尚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综合服务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需在做好现有平台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业务，在发挥集团协同优势和有效防控集团性风险方面积累经验，为我国综合服务探索有益的模式。
在核心业务的选择上，国内外金融发展史表明，银行、保险和证券比较适合充当核心平台。银行拥有最广大的客户群，提供最基本最必需的存贷汇结业务，拥有最广大的营销网络和信息技术体系，在资金方面具有充足的流动性；在面临流动性不足时还可以通过央行再贷款获得有效救助，这是其他金融机构难以比拟的；因此国内外开展综合服务的金融集团大都以银行集团为主。现实中银保、银证、银信等方面的合作主要是保险、证券、信托等依托银行渠道来拓展业务。保险、证券在客户、营销网络、信息技术、流动性等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没有央行再贷款这样的后备资金池，也是较好的综合服务核心平台。2011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以金融为主业的企业集团107家，其中以银行为主业的64家，以保险为主业的41家，以证券投行为主业的2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
在业务结构上，需根据各自实际通过市场化方式来选择，主要取决于自身集团优势的发挥程度和集团性风险的管控能力。资产公司需顺应潮流，按市场原则，不断完善自己的业务链，加强协同，提高综合服务效益。存在业务“缺腿”的资产公司更需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开拓新金融业务，由市场来检验和选择，探索适合自身的业务结构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