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资产公司成立至今已经超过十年。按照当年决策者的初衷，在完成配合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历史使命之后，资产公司本已功德圆满，应该解散清算，关张大吉，成为金融史家的研究对象和大学金融专业的教学案例。然而，事实却是资产公司不仅没有如期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前几年悄悄地向不良资产之外的领域伸出了触角，裹挟在当下金融业狂飙突进的洪流中，不知不觉纷纷具备了金融控股集团的雏形。而以信达公司率先获得商业化转型许可为标志，资产公司迎来了华丽转身的重要契机。这一步一旦成功，则资产公司将由新生者、后进者而堂皇地进入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现场，演绎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和经典体验。这是历经艰难之后的转折，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又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如果面对历史的断面，将镜头拉得足够远，则不难发现资产公司的这十年，只不过是中国三十年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一条小溪。若再与八十年前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相比，则又几乎由小溪变成了浪花。但这种比较丝毫不影响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进行解读，进行提取。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就是这样一部能够让我们进行这种解读和提取的历史教科书。
一
所有参观过南湖那条游船、参观过延安破旧窑洞的人几乎都会本能地感慨：那由二十几个人创立的幼稚政党、蜗居在近乎不毛之地的弱小军队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翻越一个又一个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历史障碍，经历一次又一次凤凰涅磐般的痛苦转变，在对手和旁观者的瞠目结舌中抵达辉煌顶点，带领这个国家获得新生？金一南将军在他的著作中，一开始就将类似的问题提了出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并且以地火作为比喻，进行了回答。而这本书自始至终也是贯穿着这样的逻辑脉络，回答了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思想的必然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不是无数碎片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由一根绳索串起来的时间河流。这根绳索，就是历史的规律，或者说是必然性。
回到我们自身所处的这朵时间长河中的浪花，撇开零散、孤立事件的干扰，深入到其内部，我们将能看到，资产公司在历经十年的探索之后，不仅面临着转型的机会，更是已经将转型的必然性握在了手中
必然性之一，资产公司接收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为我国金融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赢得了闪转腾挪的时间和空间。各家公司纷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承包任务，初战获胜，交出了靓丽的答卷。通过这种过往表现，为自己赢得了由“金融暂住证”转为永久居民的重要砝码。一种观点认为，资产公司的收现只够偿付金融债权的利息，当初剥离的不良资产损失巨大。从效率上说，不如通过国家财政直接冲销。资产公司干了十年，又回到了起点。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考虑到资产公司成立时，国际国内严峻的形势，也没有考虑到十年前国家财政收入刚刚首次突破万亿元，只及今天1/8的事实。设想，如果当初不创设这一承载主体，则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及至上市就无从破局，随后十年经济金融的高速稳定增长必将受到影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产公司在个别资产处置过程中有“贱卖”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种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也反映出对金融不良资产定价的特殊性认识不够深刻。同时，从全社会的角度而不只局限于国有的角度来看，从资产通过流转发挥作用，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角度来看，这类资产是流而不失，流而壮大。更为重要的是，资产公司通过处置金融不良资产，理顺债权债务关系，廓清各类主体的利益边界，形成和保护稳定的产权，丰富了多种所有制主体体系，促进了社会诚信的建设和财产流转制度的完善，为建立和巩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做出了贡献。这一点，现在还很少有人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清晰。
必然性之二，作为一类全新的金融机构，资产公司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我国金融体系，而且，在经济周期性规律作用下，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总会出现，资产公司通过收购处置不良金融资产，为经济金融承担了“调压器”和“稳定阀”的作用。资产公司产生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经济周期之间发展成长。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面前，我国政府及时果断采取了以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措施，过去两年中国的银行系统更是放出了天量的信贷资产。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些措施逐渐收到成效的同时，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也将逐渐暴露和释放出来。事实上，隐含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贷款中的风险敞口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因此，资产公司的使命并未完结，路还很长。
必要性之三，从资产公司自身来说，通过十年来的实践，在不良资产经营管理领域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储备了技术手段，形成了有特色的机构系统和团队。在一些项目增值运作、不良资产证券化等领域大胆创新，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各家公司通过前几年的攻城略地，已经纷纷拥有了银行、证券、信托、金融租赁、保险、基金等多种金融业务牌照。进行转型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必要性之四，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资产公司并不是完全的《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建设，参与市场竞争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都处于草创阶段。而且，现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资产公司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也难以承担相应的义务，从而不具备独立的商业利益，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励考核机制。
必要性之五，在没有出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财务损失，而自身还能够实现经营利润的情况下，监管部门没有足够的理由让这样的机构退出市场。虽然资产公司的体量尚不能与商业银行银行相比，对整个金融业的系统重要性尚不足以达到所谓“大而不能倒”的程度，但涉及上万亿的金融资产、数以万计的从业者的去留，足以让主事者在决定其未来走向时颇为踌躇。而保留这样的机构，甚至让其在金融改革特别是综合经营方面先行先试，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
我们总是喜欢将历史拟人化，将成功者的成功表述为历史的选择。事实上，这是一种颠倒了的逻辑。历史从来就没有主动选择，进行选择的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是参与者自知自觉地选择了正确的路线和战略，以这种路线和战略指导自己的行动。成功者之成功，就是这种自主选择的成功。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能够实现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能够成为代表中国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因为他们正确地选择了联合工农和苏俄武装打倒军阀的战略。而共产党的成功，则是他们选择了代表最大多数的人群，选择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这些后来被总结为历次革命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这种选择，即便面临苦难时刻，也能实现向辉煌的跳跃。相反，选择错误，则参与者手中的历史绳索会随时终结，成为没有入海口的断流。
战略选择如此重要，在资产公司面临转型的关头，也必然纠结在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心头，成为每一家资产公司制定转型方案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监管部门审批时关注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高度，无法绕开、必须回答的问题有两个：如何看待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不良资产业务，又如何面对内心跃跃欲试的向新领域进军的冲动？换言之，如何继承自己，又如何扬弃自己？
不管承认与否，资产公司在不良资产市场取得的业绩与地位，一个关键性的有利因素是我国金融不良资产一级市场处于垄断状态，亦即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首先是面向资产公司剥离，外资、民企等其他投资者只有通过资产公司才能进入这一市场，成为二级市场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资产公司具有某种“官家”身份，其招牌也成为香饽饽。然而居安思危，必须想到，垄断为市场经济所不容，资产公司这种独占的优势地位在将来将很可能不复存在，将成为这个市场普通的参与者和竞争者。产生这种变化的因素包括：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和全球化；金融市场开放化；金融监管市场化；金融主体多元化；金融机构商业利益日趋独立化。资产公司靠垄断吃饭，旱涝保收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一级不良资产市场的利润率也将趋于平均，市场将逐渐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而就不良资产市场自身来看，它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性特点，不会在每一个时期都喷涌在金融体系的井口。从业务流的角度看，不良资产市场只是一条季节性河流，不会四季丰水。当下，资产公司靠经营金融不良资产起家，虽然面临着商业化转型，但都将不良资产继续作为将来的主业之一。将时间拉得足够长远来看，这种定位没有问题。不仅不良信贷资产将在未来长期存在，其绝对数还可能逐渐放大。同时，证券、保险、财务公司等领域的不良资产也将有可能通过公开市场进行处置。在非金融领域，所有民事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管理都可能成为资产公司的新业务领域。不良资产的外延将会拓宽。这意味着一方面，原有的不良资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资产公司的领地受到挤压。另一方面，新的市场将被开发出来。这些情形，决定了资产公司对不良资产市场难以割舍、可以期待、时刻准备，又不能画地为牢、守株待兔、望穿秋水。
当不良资产在某个阶段已经食之无味甚至无可食之时，注目他方，寻求新的蓝海，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无论未来发展方向如何，各家资产公司也都不约而同向金融综合经营方向拓展，在坚持不良资产主业的同时，纷纷寻找机会，介入证券、信托、保险、金融租赁、信用评级等金融产业和相关服务领域，甚至探索涉足市场准入限制较严的商业银行，并都取得了初步成效。问题在于，资产公司确定这一发展方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并有切实可行的具体计划和部署促进其实现？还是只看到别人家的花繁叶茂，赶一时潮流，凑一时热闹，而没有认真地看看自己的地里能不能长出这样的庄稼？或者一如三十年改革历程，先确定大的方向，再摸着石头过河？
在向新领域拓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紧盯自身实际，有所为有所不为地确定重点进入的领域。天女散花式的盲动，只会在瞬间的美丽之后紧接着迅速的凋零。由于与商业银行的渊源，资产公司有向信贷业务领域拓展（也可以说是回归）的天然冲动，但这恰恰也是监管部门准入把关最严的领域。其他如证券、信托、保险、融资租赁等，都可以成为资产公司目光所到之处。而在迈开脚步之前，资产公司要认真考虑的是：对这一领域是否有足够的了解，包括其发展前景、行业特点和运行规律，可能存在的风险，等等？对风险的可容忍程度？自身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特别是在人才、经验和技术储备方面？如果还不具备，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去达到？是否为此做好在内部运行机制和风险控制方面进行相应调整的准备？从辩证的角度看，资产公司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型，实行多元化经营的过程同时也是归核化的过程。进入的领域不见得都能成功，对于水土不服的领域及时退出，向自身有优势的领域回归和集中，形成核心竞争力，避免掉进多元化的陷阱。
新的金融业务领域的选择标准，除了其本身有发展前景，适合资产公司实际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间要能够形成协同效应。比如，不良资产经营处置要求对有潜力项目进行增值运作，提出了开展投行业务的需求，证券公司就能发挥作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蕴藏的中间业务，为融资租赁、信用评级等提供了发展空间。收购不良资产或进行其他投资提出的融资需求，则亟需拥有信托公司这样的融资平台和渠道。随着居民财富的增加和金融深化的影响，对真正的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的需求在将来可能呈现爆发式增长，资产公司旗下的证券、信托等平台则又有新的用武之地。按照这样的标准选定相应领域，数量不要求多，精心培育，争取使每一个新的平台都成为业内的领先者或者具有相当的市场份额。
战略选择从来就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当红军辗转于云贵川的群山中时，很少人会想到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贫瘠的陕北。当获悉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所囚时，连中共最高领导层首先想到的也是与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对手进行总清算。在战略选择面前，会有踌躇反复，会有等待停顿，但不能有的是犯下致命的错误。在资产公司已有的短暂历史中，既有抓住风险证券公司托管这样的战略机遇，也有对工行可疑类资产的仓促上阵。正反之间，都是对战略选择的最好注解。庆幸的是，资产公司已经抓住的是不可再来的机会，犯下的却不是万劫不复的错误。
三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从来就是人创造的历史，尽管在这浩浩的洪流中，有人星光闪耀，有人逝若微尘。八十年前的那段历史，国共两党的恩怨是主线。无论国民党由辉煌到落寞，共产党由苦难到辉煌，共同的是他们都聚集了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才群体，是群星闪耀、将星云集的两大阵容之间的对垒。而穿插其中臭名昭著的不请自来者——军国主义的日本，也是由“三羽乌”为代表的昭和军阀集团网罗的“志士”支撑起来的，只不过他们为东方带来的是巨大的黑暗。
从历史回到现实，资产公司属于智力高度密集的金融行业，与其拥有的各类资产相比，人是更为重要的要素。或者说，人是资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最重要的一项资产。资产公司成立之初，人员来自各相对应的国有商业银行（亦即所谓的母体银行）。这些人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与货币银行相关的业务领域。经过十年的历练，多数人已经走上高中级管理岗位，其职业生涯也多走向了中后期。随着业务的开展，资产公司也陆续从社会上或者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招聘了一批员工。这些人普遍年轻，学历较高，接受了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对新业务的领会和掌握很快，但欠缺的是实际岗位操作体会和社会经验。他们都刚刚开始职业生涯，处于岗位体系金字塔的下端，是操作层面的主体和中坚。
在资产公司内部各单位之间，人力资源的配置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公司总部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强，选择人才的余地也较大，新陈代谢较快，人力资源总体状况较好。而其他一些地区，则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人才引进和更新的速度较慢，开始出现人员年龄偏大、知识老化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存在于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在转型的过渡期，发展方向不明，优秀人才对于资产公司的认识不确定。在财务来源上，资产公司每年都有主管部门核定固定的人事费用，想引进优秀人才，其代价也只能在这个固定的盘子中解决。业务流的不稳定，使得对于人才质和量的需求都处于不确定状态，容易造成人力资源一时紧一时松，一个地方紧一个地方松的状况。主观方面，不同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人才观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很少有“武大郎开店”的极端情况，但只看到眼前，害怕引进人才影响现有人员的绩效分配，不重视后备人才的引进和建设的情况确实存在。在有的地方，喜欢使用社会劳务用工的方式，用较低素质的人员，较低的成本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在另一些地方，招聘了一些正规科班出身的人才，但长期使其从事简单的工作，长期给予较低的待遇，在同一单位之间人为形成同工不同酬、付出与得到不匹配的情形，严重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也留不住真正优秀的人才。
对于资产公司来说，越是在困难时期，越是要重视人才，解决上述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公司前途命运承担重要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在人的来源上，要广纳贤才。在人的使用上，做到英雄不问来路，全凭业绩说话。在人的管理上，实现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即不论其来自母体银行，还是其他地方，一律实行劳动合同管理。在人的考核上，加大向业务骨干、青年员工倾斜的力度，促进人才的成长。在人的培训上，舍得付出代价，通过各种方式，鼓励自学成才、岗位成才。
而对于员工来说，则对于转型时期的种种困难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有历经苦难才能达致辉煌的坚定信念。最有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是转型期收入的升降。一般来说，员工对转型之后的收入都有着较为稳定的增长预期。这种预期来源于：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具有刚性；国家宏观经济仍将处于长期稳定较快增长区间，国民收入水平亦相应的随之增长，在通胀因素作用下，实际增长速度还应当快于GDP的名义增长率；金融历来是社会上收入水平较高的行业，资产公司成立之初，员工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其母体银行；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从最基层营业网点（如储蓄所的前台柜员）到总部高级管理人员，层次差距很大，而资产公司最低职级的新员工都基本受过较长时间专业训练，学历较高，其入职的起薪标准应高于银行；资产公司员工人数较少，工作负荷较其它一些金融机构大，付出应与回报相匹配；转型之后，公司拥有包括收入分配权在内的自主经营权，能够制定实施更有效的激励机制。
然而，理由众多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如此。美好的憧憬要受到现实的严峻考验。对员工来说，资产公司的转型，既可能带来优厚的报酬，也可能会有某些艰难的时期，需要与公司和衷共济，需要忍耐收入的停滞甚至相对下降。
薪酬或者绩效首先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也就是俗话所说“没有锅里的，哪有碗里的”。转型后，资产公司自然会转向以利润为中心，成本效益观念、市场理念会更强化，但由于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公司的业绩不可能总是呈现单边上扬趋势，在某个时期不景气是很正常的。某些新的业务领域需要有培育期，在较长的时间内见不到效益，也是正常现象。集团公司下面的各个子公司，所处领域不同，经营管理水平不同，业绩会有差距。当初响应总公司指派到了现在效益较差公司的人员，此时就要克服心理上的落差。
对个人而言，收入还决定于公司的绩效分配政策，特别是对这些分配政策实行的改革。在过渡期内，资产公司的激励政策有一些有趣的特点：一是核心的激励导向没有完全确立。资产公司已经认识到最终必须创造利润，激励必须围绕利润进行。但是由于偿还不良资产收购成本的压力，现金流至关重要，保支付甚至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因而，不得不对在关键时刻能够提供大量现金流的分支机构给予倾斜，即使其中的某些机构最终会留下巨额亏损。二是平均主义仍有一定市场。出于平稳过渡的需要，建设和谐企业的需要，在激励政策上，不得不慎重考虑员工的资历、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向业务倾斜、向一线倾斜、凭业绩说话等听起来很动人的政策执行起来难免缺乏力度。三是量入为出，激励来源非常有限，只能在主管部门每年核定的人事费用盘子中分来切去，所作的文章无非是哪一块业务多奖励一些，哪一块少一些而已。转型之后，这些都肯定会发生变化或摒弃，但绩效分配政策要做到非常科学是需要时日的，而要做到人人满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围绕激励政策所进行的每一步改革，都是在湖面扔下的一块石头，将激起一圈圈的涟漪。
这种考验，恰是检验员工对资产公司前途的信心和职业操守的良机。金一南以烈火真金对革命队伍中叛徒现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巨大差异，当然不能将“叛徒”这样的字眼搬到资产公司的员工队伍中。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中，选择离开不能和背叛划等号。占据位置却无所作为才是真正的辜负，享受俸禄却牢骚满腹更会直接损害公司机体。公司需要的是能承受磨难做成事业的精兵良将，公司需要做的是为这些精兵良将提供舞台和粮草。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受难者”，也只有他们才能托起最终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