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和信贷风险一直是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也是监管机构和学术界持续关注与研究的重点问题。不良贷款直接影响着现代经济活动中各类交易主体的经营状况，特别关系到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运行的稳定程度，不良贷款比率过高是造成金融体系不稳定运行的主要原因，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

　　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其中固然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缺陷的原因，更有制约和影响银行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制度性原因。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生成机制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信用风险管理技术水平的研究，更是对我国政治、经济转轨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交织影响的研究，如果不能从制度层面对我国不良贷款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就不能从根本上减少不良贷款的发生。

　　本课题对不良贷款发生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综述与宏观分析，对国内外不良贷款理论进行了梳理，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结合政府视角与地方融资平台对我国不良贷款成因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我国不良贷款的生成机制。

　　一、不良贷款的理论综述

　　（一）不良贷款的定义

　　我国对不良贷款的界定分为两个阶段，2002年以前采用时间分类法，2002年以后采用定义分类法。

　　在2002年以前，我国银行贷款按照时间分类法划分为正常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四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即通常所说的一逾两呆贷款。

　　从2002年起，我国开始全面正式推行贷款五级分类方法，五级分类法按照定义法划分贷款质量，即按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的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二）不良贷款的理论

　　1、不良贷款内生论

　　金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信用过程，信用是包含着时间长度在内的一种预期。银行借款具有明显的跨期性特征，银行当期借出，隔期收回，由于信贷资金的使用和偿还时间上的分离，因此借款双方在进行现在和未来决策时，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风险。银行业出现一定数量的不良贷款几乎是必然的，银行具有的风险特征是内生的。同时，信用的广泛连锁性和依存性引发的连锁违约，会导致银行业已出现的不良贷款不断放大。

　　另外，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的行为特征进一步加强了不良贷款内生机制。商业银行亲周期性，是指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与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呈现较强的契合性：当经济运行处于上升阶段时，商业银行倾向于扩张性信贷，从而推动经济继续高涨甚至过热；当经济下滑时，商业银行则倾向收缩信贷从而抑制消费和投资，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显然，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必然导致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被引入到整个银行业中。经济高涨时期的信贷扩张最终将以巨额不良贷款的形式在经济下滑阶段显现出来，巨额不良贷款将随之严重侵蚀银行资本，进而导致银行信用供给不足，企业大量破产，银行继续信贷紧缩，最终形成经济衰退加剧的“债务-通缩”陷阱。

　　2、贷款客户关系及竞争与不良贷款

　　贷款客户关系竞争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银行为了保持贷款的长期需求（借款人在未来还会向银行申请贷款，给银行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实现其长远利润最大化目标，倾向于采取以增加贷款为特征的激进信贷策略来培养与客户的关系，由此导致贷款量扩张。而银行间的竞争关系使银行通过贷款获得的利润日益减少，削弱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简而言之，银行为了保持客户关系，倾向于采用以贷款量的扩张为特征的贷款策略，从而产生超额贷款供给。超额贷款供给会出现以下几方面的结果：首先，贷款的质量会受到影响，超额贷款降低了借款人的贷款边际效用，也就是贷款的边际报酬，使贷款资本使用效率降低，这便降低了贷款质量，增加银行不良贷款的发生率；其次，银行间的竞争关系使得通过贷款获得的利润日益减少，银行的收益也会降低，也就是削弱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后，银行贷款的超额增长，会造成泡沫经济，若新增生产能力无法盈利，银行体系内就会形成大量新的坏账，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就会受到影响，银行不良贷款的风险度增加。

　　3、信贷配给与不良贷款

　　融资行为中经常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不对称信息信贷配给均衡模型可以直观说明如下：作为贷款人的银行与借款人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他们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贷款前，借款人具有自身用贷风险程度和何时按期还贷的私人信息，而银行面对按期还贷概率不同的众多借款人，无法确知哪些借款人会违约；贷款后，银行无法完全控制借款人的用贷和还贷行为，因而银行面临违约的贷款风险。当银行不能确知借款人的用款风险时，提高利率会使低风险、资信好的借款人退出市场——逆向选择行为，或者会使借款人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从而增加贷款风险——道德风险行为。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使银行贷款的平均风险上升，在利率不能相机调整、利率的筛选机制无效的情况下，导致了“信贷配给”现象的出现。在微观层面，银行的信贷配给主要表现为关系型配给。关系型配给是指，银行不光从利润率着眼，而且从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上级领导的非明示性意图、甚至“灰色收入”等非常渠道着眼，目的是使银行从正常贷款获得的利润与高风险投资收益两者的组合效用最大化。信贷配给一定程度的滥用，常常使得逆向选择行为增加：低风险、高质量企业被逐出信贷市场，而高风险、低质量企业充斥在信贷市场，使得贷款的平均质量下降，同时，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企业和银行的经营效益下降，银行的风险暴露程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上升。

　　4、经济增长与不良贷款

　　债务-紧缩理论和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等理论认为，银行体系的高不良贷款比率与一国经济的低速增长、经济衰退甚至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银行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都表明经济增长与银行不良贷款有着密切的关系。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对借款人在日常经营、财务和流动性方面造成负面影响，降低其偿还银行债务的能力。

　　大多数学者只是单向认为过高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与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就是经济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忽视了对不良贷款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部分学者基于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即经历金融危机并伴随低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在爆发危机之前普遍经历了经济的繁荣和高速增长，高不良贷款率恰恰是高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反映。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是高经济增长引起了高不良贷款率，经济增长率与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之间确实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只是由于不良贷款的暴露有一定的时滞性，才表现出与低增长的周期阶段相伴随。

　　5、金融自由化与不良贷款

　　金融自由化有利于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有利于提高金融活动的市场化程度。但过度金融自由化则会导致金融监管力度的减弱，银行业的进入门槛放宽，业务领域自由扩展，混业经营成为潮流，结果造成无序扩张，带来一系列问题。

　　金融自由化增加了资产价格的波动，削弱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自由化引起的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对监管提出挑战。华尔街次贷产品为基础的CDO、CDS等衍生产品导致美国的次贷危机，并进而扩展到全球，造成全球经济的重大损失，这就是金融自由化过度发展的恶果。

　　金融脱媒趋势加强，优质企业直接融资能力不断增强，其融资方式将逐渐脱离银行体系，给银行体系的整体客户质量带来挑战

　　6、宏观经济政策及金融监管与不良贷款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体系成熟的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加大了经济主体决策和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银行面临的政策风险。

　　政府执行宽松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可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扩张时期银行信贷规模膨胀，企业易于获取银行贷款来扩大生产规模或投资新项目；在经济收缩时期导致产品过剩，一部分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对应的银行贷款无力偿还。紧缩过度引发总有效需求不足，会出现大批企业违约的现象，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激增。

　　在没有有效资本账户管理的情况下，外资的大进大出容易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时国际游资的趋利性、敏感性导致的资本外逃将给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带来灾难性打击；一国币值的暴跌，将使企业外币借款的成本激增，导致企业违约、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等连锁反应。

　　二、我国不良贷款的成因分析

　　（一）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历史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从形成时期来看分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坏帐和1999年以后新形成的不良贷款。

　　1、1983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不良贷款的阶段。这个时期由国家统一制定国民经济计划，银行根据财政部门的安排，向企业提供资金，无需对贷款效果负责。总的来说，这段时期银行的信贷规模小。

　　2、1984-1990年，不良贷款开始产生阶段。这一时期，银行体系开始分化，进入垄断竞争阶段，出现了市场化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1983 年底政府实行“拨改贷”政策，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对象由财政转向银行。这段时期，企业贷款迅速增加，不良贷款也相伴出现。

　　3、1991-1998年，不良贷款增长阶段。这个阶段是国内金融秩序较混乱的时期，金融机构出现无序扩张、恶性竞争、急性收缩等现象，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大量信贷资金被用于进行房地产、股市和国债投机，据测算，由此产生的不良贷款总额在2000亿元以上。

　　1999年中央决定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剥离出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到新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由它们专门负责处理不良贷款。这一举措的直接结果是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极大地减轻了四大银行负担。

　　（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

　　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贷款发放机构仍主要由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主导地位。2009年末，我国银行贷款余额达39.97万亿元，以2008年末的贷款分布结构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发放占比44.87%，位列第一，其他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占比分别为27.79%和14.36，分列第二与第三。

　　2003年末我国用现存资本核销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并成立中央汇金公司，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两行进行注资；2005年中央汇金公司运用300亿美元财政资金和外汇储备注资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中央汇金公司运用外汇储备分别向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注资200亿美元和190亿美元。除了注资增强银行的资本实力外，国家为从根本上改变银行不良贷款的生成机制，还通过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以及股票公开上市等举措推进国有银行的股权多元化和运作方式透明化。

　　随着这些改革政策的实施，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出现持续下降。根据我国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末我国不良贷款余额为4933.3亿元，同比减少11.23%，不良贷款率为1.58%，同比下降了0.84个百分点。其中，次级类贷款余额2031亿元，可疑类贷款余额2314.1亿元，损失类贷款余额627.9亿元，三类贷款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65%、0.74%、0.20%，同比均有所下降。

　　在任何商业银行运作中，不良贷款的产生不可避免，但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国际警戒线一般为10%左右，中国监管标准要求不得超过15%。

　　从我国银行业不同分支机构不良贷款情况来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对而言，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

　　（三）我国不良贷款的成因归纳

　　我国经济制度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而来，相关的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受市场约束较差，无法形成有效率的竞争性金融制度，而中国分权式政治制度和财税制度安排带来对资金需求的饥渴，因而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积累了大良的不良贷款。

　　我国的许多学者对国有商业不良资产的成因和处置途径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归纳和整理，我们把我国不良贷款的成因概括分为银行内部因素、政策制度因素和企业自身因素。

　　表1：不良贷款的成因分类

　　资料来源：远东资信根据有关文献整理

　　（四）银行内部因素

　　银行忽视科学决策，片面追求市场份额、规模效益，对借款人自身的经营状况调查失误，对担保抵押调查不力、抵押物/担保人不足以偿还债务，银行治理结构存在缺陷，信贷管理上的内控机制不健全、缺乏必要的风险约束机制，因此造成银行信贷中的信用风险、道德风险、投资失误等，严重损害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在银行内部因素中，银行治理结构缺陷和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弱是造成不良贷款增加的两种主要原因。

　　银行治理结构缺陷，面临“产权属性国有化”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下社会的主要资金都是通过银行配置的。而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造成了国有银行将大量资金持续的注入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经营风险向银行部门的转化，使银行系统成为风险最为集中的地方，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而当风险在银行系统积累到较为严重的情况时，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

　　银行“寻租”行为进一步抬高了不良贷款规模。银行在转轨过程中，内部管理薄弱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从周正毅、王金宝到“开平大案”都与银行内部管理混乱有关。银行机构内部产生的“委托-代理”冲突往往会形成内部人控制的道德风险问题，并因此而导致代理人决策的独断专行、滥用职权及欺诈行为。

　　风险管理技术不成熟，抵御行业、地区风险的能力弱。由于历史数据欠缺、信息系统分散、组合管理技术不成熟的制约，目前银行对地区、行业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控制缺乏有效措施，主要依靠个人经验做出判断，对集中性风险的管理力度较弱。在处置不良资产中，外贸、轻工、内贸、纺织和化工五大行业占银行处置资产的比例超过一半。这些行业曾经是银行信贷投放最为集中的行业，在市场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过程中，系统性风险日益突出，由于缺乏先进的组合管理技术，银行未能提前降低对这些行业的授信集中度，使得这些行业成为处置不良资产的重头。

　　（五）政策制度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年-2002年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由于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由于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由于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这也就是所谓的不良贷款的“二八现象”，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中有80%甚至更多是由于经济转型和政府干预等政策制度所导致的，真正因为银行自身经营失误导致的不良贷款不足20%。

　　预算软约束下为了经济增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是必然的。国家（各级政府）作为全民所有者的代表，具有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的多重目标，必然导致其控制经营的商业银行政企不分。政府在行使所有者权力时，常常视商业银行贷款为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商业银行是“准政府机构”，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经济关系被严重扭曲。

　　“政府融资”是指政府按照既定的产业政策，指令银行对某些企业进行贷款支持，根本不考虑银行本身的效率和安全。首先，政府有时把商业银行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部分，经济过热时让其压缩贷款，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时又让其增加贷款。其次，政府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作为财政资金的替代，例如在安排大型项目建设计划时，部分资金缺口以财政承诺归还的形式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安排贷款，而项目本身并不具有还款的现金来源，政府融资平台就具有这样的风险特征。

　　政策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对银行贷款质量产生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执行宽松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2、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商业银行行为扭曲，商业银行主要以国家控股的产权制度为主。

　　3、金融体系不完善，监管不到位。

　　4、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导致企业经营景气度的变化。

　　5、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规模小，融资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的风险集中度高。

　　6、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不良贷款的出现。

　　（六）企业自身因素

　　我国借款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而国企具有明显的投资饥渴症，贷款存在软约束。    同时，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着过多的社会职能，破产的社会成本很大（例如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等），银行破产威胁承诺不具有可信性，同时各级政府和部委迫使商业银行继续给予过多的贷款支持，这些贷款资金又源源不断地从这些企业漏出，导致了“国有企业资金陷阱”的形成（不良贷款）。

　　三、地方政府行为与不良贷款形成的关系研究

　　（一）地方融资平台定义

　　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就是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通过划拨土地、股权、国债等资产，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或地方政府出具的承诺函保证还款，以实现承接各路资金的目的。

　　（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现状

　　近年来随着各地投融资平台的不断发展，投融资平台也从原来只集中于省一级，逐步发展到了地级市，甚至大部分县级市；投融资平台贷款从“贷方市场”逐步发展为“借方市场”；各项风险开始不断积累。

　　自2008年11月起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均出现了急剧膨胀。根据人民银行的调研结果，2009年全国共有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多家，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总资产近9万亿元，负债升至5.26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60%，相当于2009年全国GDP的15.7％，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的76.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61.35％，其中很多地方融资平台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综合监测下来，一些地方性融资平台的负债率达到94%，有的地方甚至高达400%，而国际上平均为80%-120%。

　　2010年，国务院把“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宏观政策方面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银监会开始责令各家银行，对平台公司贷款“项目包”进行逐项开包检查，财政部也发文规范地方政府及平台公司的举债行为。

　　（三）基于转型经济的不良贷款生成分析框架

　　根据文献以及参照西方政治经济分析框架，我们总结了基于转型经济的一个不良贷款生成的分析框架，下图给出了一个从经济转型的视角来解释中国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理论框架。

　　图1：基于经济转型的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解释性框架

　　由于中央政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压力，但是由于各地区资源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不相同，这使得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完全一致的财政分权形式。这样，不同的财政分权形式和不同的经济结构就对地方政府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进而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出现“强化市场型”、“干预型”和“干扰型”地方政府行为的分别。

　　最终，在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结构体系下，在“强化市场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使得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积累在银行系统，形成大量的因经济波动而导致的不良贷款；而在“干预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干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本地支行的经营，将其作为本地区的第二财政，使得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约束软化，从而形成因“金融财政化”而导致的不良贷款；在“干扰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全国性以集权制为特征的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是减少贷款，从而导致该地区出现金融压抑的特征，使得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地区发展的考虑，干预银行在当地的经营，导致因政策性的因素和金融压抑的因素所带来的不良贷款。

　　结合中国国情，追求政绩是各级政府活动的主要动力，应当在模型中用“参与型地方政府”（“政绩之手”）替代“干扰型地方政府”（“寻租之手”）。地方政府通过参股的企业、投融资平台（一般为城投公司等）过度融资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增加地方GDP值，增加首长政绩，结果表现也是使贷款成为政绩工具。银行在地方财政的担保承诺下发放贷款，地方政府自身财政结余增长缓慢，不断通过举借新贷款，来偿还旧贷款，导致不良贷款最终爆发的可能逐渐增大，对经济形成破坏。我们认为这一机制将在中国的不良贷款的形成中正扮演重要角色。

　　（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进行捆绑

　　投融资平台的出现，一方面拓宽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渠道，提高了地方政府对各种资源的综合运用能力，也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运作更加市场化、专业化，同时，也为吸纳商业银行贷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运作很不规范，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成为将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进行捆绑的一个主要渠道。

　　（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测算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偿债来源为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分别来自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以及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由于地方政府机关人员臃肿、地方教科文卫等社会发展开支巨大，在没有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一般只能勉强保持收支的平衡。因此，地方政府贷款的还款资金来源一般限于投资项目自身的现金流和土地出让金的地方留成收入。但是，地方融资平台投资项目以公益性为主，大多数项目自身的现金流较少，难以偿还巨额的建设投资贷款本息。因此，地方政府可用收入的增长快慢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1、经济增长速度，这决定了税收性收入的增长。

　　2、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

　　3、房地产市场发展。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地方本级收入中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合计占地方政府可用收入约四分之一。

　　图2：地方政府可用收入组成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地方政府偿债率指标的估算显示未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风险大增。根据银监会的最新数据，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5.84万亿元，我们以此数据为基础，并根据银行访谈，做出以下假设：2009年融资平台新增贷款为5.84万亿的50％，即2.90万亿；2009年融资平台新项目贷款使用进度在2009－2011年分别是50％、30％、20％；并且保守估计2010年开始融资平台没有新项目获得贷款，贷款等额还款，平均期限为7.5年或者5年，贷款利息由地方财政的其它收入支付，土地出让金70％归地方政府使用。我们推算了下表的数据：

　　表2：融资平台贷款还款推算表

　　单位：万亿元

　　数据来源：远东资信推算

　　从上表可见，如果不立刻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严格控制，即使土地出让金的年增速与住宅价格上升与2009年相同，均为5.05％（国土资源部2009年报告显示综合地价同比上涨5.05％，2010年开始中央政府决心遏制未来房价上涨速度），并且地方融资平台2010年开始没有新项目获得贷款，地方财政如果2012年前没有土地出让金结余的话，在2012年以后的资金将非常紧张，甚至违约。由于各个地方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数量不同，银行贷款余额也不同，所以最早出现违约的将是土地出让金较少、贷款较多地方的融资平台。

　　四、小结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由政策因素形成的不良贷款会逐渐降低，而由银行行为产生的经营性不良贷款会逐渐增加。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经营主体首先是银行，其次，才是占中国存贷款主要份额的国有商业银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不能简单归于制度性、政策性因素。这种认识误区，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忽视银行行为对不良贷款产生的重要性，疏于制定针对性措施，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不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都受到经济周期这个共同因素的作用，并随各家银行经营信贷管理行为的差异而变动。

　　由于受到数据收集的限制，本课题仅是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对不良贷款形成一般机理的初步探讨。不良贷款作为全球金融领域的重要难题之一，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