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宏观经济的下滑，国家已经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放开了信贷规模，但是得到贷款的企业并没有把钱花出去，大都提出了“现金为王”的策略，加强对现金流进的控制，限制流出，从而持有大量现金，包括国资委对央企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现金为王”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企业自身能力所限，在不利经济环境中资金链紧张，国有企业很多是垄断性强的能源、原材料行业，受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影响大，利润增长降幅很大，私营企业则很多是出口型的制造业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国际债务拖欠严重，珠三角甚至已经引发一轮破产潮；二是有实力的企业也对资产价格持悲观预期，都在等待资产价格底部的出现。

实际上，“现金为王”不仅存在于一般企业的经营之中，也存在于银行和居民的决策中。在增长放缓、失业增加和减薪的形势下，而社保体系尚不完善时，居民同样采取了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行为。2008年11月末，金融机构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4038亿元，同比少增2986亿元，但是居民户存款增加3827亿元，同比多增1199亿元。

数次降息和降低准备金率后，目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非常充足，但是商业银行仍然严重“惜贷”，这是出于对信贷风险的考虑。2008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已经出现反弹，比上一季度增加了200多亿元，由于不良贷款的滞后性和可调性，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还将大量涌现。

“现金为王”策略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但是在宏观上却是一种谬误。如果大家都收紧资金流，由此导致资金和信用链条的收紧，会进一步加深经济衰退。如果都在等待资产价格底部的出现再出手，资产价格就没有底部。如何打破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悖论，需要一种非市场性的主体出现，逆周期而动，毫无疑问，这种角色应该由政府去扮演。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通过何种方式、如何去扮演好这种角色。

凯恩斯倡导的反周期宏观政策，强调财政政策的效力，破除旧观念对赤字财政的担心，开创了一个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史的新时代，但是对于如何实施并没有详细的操作层面的探讨。对于中国来说，作为整体利益代表的中央政府，手中外汇储备就已近2万亿美元，而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中投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损失惨重。发改委1000亿元的首批投资计划已经引发新一轮的跑“部”进京，其投资效率前景堪忧。地方政府目前已经负债很多，在房地产市场不振的情况下，“土地财政”也大受影响，举债和偿债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不善从宏观上考虑和解决问题，容易犯重复建设等诸多旧疾，因此，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很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中央政府同样存在把权限交给谁和如何协调的问题。

我国国企和国有银行大多已经改制成为股份公司，即使没有股份化，也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宜采用行政性和指令性的方式去干预其正常经营决策。应当避免由于赋予国企特殊的市场地位和优势而可能出现的两种现象，一是与民争利，民营和中小企业经营更加困难；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逆市场化”现象，国有企业自身经营目标冲突。例如，2008年一年内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先后给国有银行控制和增加信贷，以达到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保证利润增长、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双重目标，本身就是矛盾的。

应该让“能花钱”和“会花钱”的主体去花钱，这一主体应该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和人才储备，应当目标单一，统筹规划，从宏观和长久考虑，不是受各种利益主体左右。笔者以为，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不急于把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推向市场，而是准确定位，加强监管，以市场化方式运作政策性金融机构。当然，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有成本收益约束，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持足够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