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化解国家金融风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国家成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分别管理和处置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经过8年多的努力，四家资产公司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任务，而且积极开展商业化业务。目前，四家资产公司正处于商业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其成功转型与长足发展，对国家金融发展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资产公司对国家金融稳定和发展的积极意义
　  8年多来，四家资产公司贯彻国家政策，完成国家任务，累计接受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剥离的不良贷款13939亿元，涉及债务企业200多万户，于2006年提前完成财政部下达的“两率”（收现率和费用率）任务；累计实施政策性债转股企业1095户；受托处置中行、工行、建行剥离的损失类不良贷款4429亿元；受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的委托，托管处理高风险金融机构22家；按照主（监）管部门要求，累计商业化收购建行、工行、中行、交通银行可疑类不良贷款8305亿；还积极开展投资、投行等商业化业务，均取得较好业绩；对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化解了金融风险，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国有银行体系的巨大风险。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思路进入实施。国有银行改革的必要前提就是降低高达20%多的不良贷款率。通过将不良贷款向资产公司多次剥离，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10几个百分点，基本符合股改要求，为国有银行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必要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同时，通过对22家高风险金融机构的托管处置，有效地化解了局部性金融风险。
　  第二、极大限度地保全了国有资产，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四家资产公司采用债务追偿、债权转让、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极大限度地实现了资产回收，取得了良好的处置绩效。政策性不良贷款回收率18%左右，高出财政部考核指标6个百分点，百元现金回收费用率6%左右，低于财政部限定指标4个百分点。在收购资产质量相对低下，增值运作以及维权手段有限，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四家资产公司资产处置业绩与国际上公认运作成功的美国重整信托公司(RTC)、韩国资产管理公社（KAMCO）相比，并不逊色。资产公司对1095户国有企业实行了债转股，大部分债转股企业建立和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经营管理，实现扭亏为盈。
　  第三、开发了不良资产处置技术，培育了不良资产市场。资产公司不仅采取传统的债务追偿方式处置不良资产，还运用投行技术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拓宽处置途径；还积极研究不良资产定价技术，探索国际合作处置不良资产的新模式，实现了不良资产市场与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对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合，使中国不良资产市场逐步得到培育和发展，为各类金融企业处理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规范有效的市场通道。在资产公司成立以前，国有银行积留大量不良贷款，金融风险难以及时释放，不断累积。在资产公司成立以后，国有银行大批量剥离不良贷款，各类银行也及时剥离不良贷款。不良资产市场为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便利的风险释放途径。　
　  二、资产公司转型与发展的方向选择
　  关于资产公司的转型方向，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研究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外资产公司的出路各不相同，例如美国的RTC在完成任务后关闭，瑞典的Securum转型为投资银行，韩国的资产管理公社也在向综合性金融服务企业转型。对于我国资产公司转型，要从金融全球化视角与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高度来审视，同时，基于世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与资产管理公司初具金融控股公司雏形的实际，资产公司应把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主要的转型方向，并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金融企业为发展目标。这是一种必要而又可行的选择。
　  第一、国家金融发展与安全的需要。发展与安全是国家金融的战略目标；但是，我国金融结构性失衡不利于金融发展和安全。我国金融资产93%为银行资产，而且53%以上的银行资产集中在5家国有商业银行。这种双重结构失衡将带来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5家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寡头垄断会制约金融业的发展、降低市场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其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二是国家金融的重心集中在少数几家国有银行身上，一旦其中一家甚至数家出现高风险，将对国家金融稳定造成颠覆性的冲击，而大银行出现高风险的概率也不小，巴林银行的倒闭、兴业银行危机就是例证，可以说，现有国家金融结构是一种高风险型结构。降解的最优办法，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或几个篮子里”。国家要利用金融资本丰足，金融市场快速扩张的有利时机，支持5大国有银行之外中等规模偏小的多家国有金融企业发展壮大，整体形成数量较多（十数家或数十家）有全球竞争力国有金融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这将给中国金融发展和安全带来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形成有效竞争，促进国有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二是使国家高风险金融结构向低风险金融结构转型；三是真正落实国家金融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追求。国家金融竞争力除了制度、技术等基础因素外，归根到底体现在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数量较多、竞争力强的国有金融企业的存在是金融发展的体现和金融安全的保证。国家应当把打造数量较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金融企业作为国家一项产业规划并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正处于商业化转型之中的资产公司可以成为国家实现金融发展与安全的重要载体。
　  第二、应对外来竞争、强大国家金融的需要。金融强国是一个国家崛起与强盛的标志与保证。放眼世界，纵观历史，没有哪个国家金融弱小而实现了经济强大和国家崛起，更遑论金融命脉掌控于他人之手。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已经全面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凭借雄厚的实力、先进的技术及良好的服务，抓住现有的市场机会，能以更快的速度抢夺市场。近5年来，外资银行资产年均增长29%，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年均62%，其增长速度数倍于内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克服进入新市场的障碍后，将会获得更强势的发展，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威胁日增，将给国家金融安全带来隐患，制约国家作为金融强国的崛起。在金融开放成为主流政策的情况下，消除外来金融威胁的最好选择就是强大本国金融企业，抢占和掌控市场，不给外资金融机构以市场发展空间。资产公司可以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主体。
　  第三、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我国金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近5年，银行资产年均增长率17.4%，保费收入年均增长16%。如果资产公司抓住这个有利的发展机会，就能迅速地发展壮大，为实现金融强国、应对外来威胁做出应有贡献。反之，如果错失这个机会，从国家层面来说，既不能实现国家高风险结构的转换，也难以有效遏制外来威胁。
　  三、促进资产公司转型与发展的政策措施
　  资产公司转型和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国家尚未出台资产公司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意见，资产公司改革发展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新业务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二是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的处置损失尚未最终解决，商业化业务中承受的政策性损失尚未按照商业原则获得补偿，资产公司改革和发展缺乏应有的财务基础。三是地方保护和司法不公的存在，不利于资产公司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要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促进资产公司转型和发展，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一、按照商业化原则，对资产公司承担政策性任务或因为政策性因素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这是资产公司顺利转型和发展的财务基础。
　  第二、国家给以资本支持。当前，国家外汇储备丰足，按照分散投资原则，仿照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注资改制模式，向四家资产公司注资，并推进其股改上市。这是资产公司转型和发展的资本与制度基础
　  第三、放开市场准入的限制，准其通过新设或其他方式进入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主流金融领域，并利用已有网点开设分支机构。这是转型和发展的业务基础。在不良资产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没有市场准入的支持，资产公司的转型和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